石門水庫殉職員工紀念碑（二）

石門水庫殉職員工紀念碑名冊

（一）石碑上的死者

石碑上的第一位死者「徐殿景」，死因頗為離奇。嚴格說來，他並不是直接建造石門水庫的工人，而是在「石門水庫水稻試驗田」服務的農民。1959年4月30日上午，當他正使用農藥噴霧器時，噴霧器卻意外爆炸，徐殿景的右額被彈及，留下四公分長的重傷。儘管家人後送台大醫院急救，晚上十點「終因腦受傷甚重」不治身亡。¹

石門上的最後一位死者「梁玉璞」，確實亦屬不幸。報導並未提及他具體的工作，但卻對他生前最後一段路有著記載。在1961年11月27日正作工時，梁玉璞遭挖土機「擠傷」，石門水庫建設委員會（石建會）隨即協助派遣救護車送醫救治。在前往台北的路上，「車抵八德鄉更寮腳附近時」，救護車卻又遭吉普車撞擊。包含救護車司機、吉普車司機與吉普車乘客雖都有受傷，但唯有「已受傷的梁玉璞再遭劇烈震動，當場死亡」。²

在所有刻上石碑的逝者中，「姜廷瑞」、「姜阿成」、「廖仁增」、「王明德」等人得到最大篇幅的報導。他們四人負責的是石門大圳第五工區第三段工程中的「四號隧道」。該隧道位於今日楊梅國中後方名為「貴山」的矮山，總長度約385公尺、寬度2.1公尺。該隧道的分包結構為：由石建會交付退輔會榮民工程管理處（榮工處）承包，榮工處再交付給建國營造廠承包。

事故發生於1961年3月18日的凌晨兩點半，工人們正在距隧道口二十公尺處安裝木樁與橫木的工作隧道，不料坍方突然發生。唯有當時在旁協助挖泥的十九歲女工謝鳳蘭順利逃生、並向睡夢中的其他工人大聲呼救。所有工人分別從隧道口向前與坍塌處向下挖掘，並陸續發現四名死去的工人。報導也追加指出，當地的土質全為易於崩塌的「黃泥沙質」，開鑿隧道時本就容易塌陷。³隔日的報導則提到，所有死者的屍體在19日凌晨已全部挖出，並交還死者家屬埋葬。「出事地點楊江里十一鄰附近民眾，以該隧道開工未久，即出慘禍，認為不祥」，為了安撫民眾，建國營造廠在20日設壇超渡亡魂，並定於21日檢查後重新開工。⁴

從這兩則報導，我們可以更仔細看到工人們的身份背景。首先可以注意到，石碑上刻下的「王明德」在此被寫成「王明得」——我們稍後會注意到更多類似的姓名錯誤。接著，包含逃出生天的謝鳳蘭，以及意外逝世的廖仁增、姜阿城、姜廷瑞在內，四人皆出身竹東鎮（而且姜阿城、姜廷瑞兩人為差距十二歲的兄弟）；王明得則來自高雄的旗山鎮。這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了石門水庫的職場，一方面招徠了周邊城鎮大量的青壯年勞工投身其中；另一方面也對如遠在南部的青年，有著一定的吸引力。

石門水庫最終於1964年舉行竣工典禮。典禮上，前副總統陳誠在致辭中也特別提及了這些死者。⁵和石碑相比，在聯合知識庫的報導中，出現了六個略有差異的人名，以及一個完全不同的名字；石碑還比報導多出了兩個名字。這些略有差異的人名包含：「金（全）裕敏」、「姜延（廷）瑞」、「王明得（德）」、「梁之（玉）璞」、「王順隆（陸）」、「賴榮（學）興」；一個完全不同的名字，則是報導中的「蘇尊貴」與「施為黃」的差別。對於姓名的差異，我們可以部分懷疑，是源於聯合報在利用光學字元識別（OCR）技術時造成的轉錄錯誤。但因為我們手邊暫時無法取得原始的報紙，只能暫時對這份名單的錯誤存而不論。

更重要的是，石碑追加了兩個名字：劉貴鳳與江坤德。這兩人分別列名於石碑的第十二與第二十九位，死因分別為「試轉引擎時因傳動軸折斷擊中腹部不治殉職」與「操作刮運斗失事殉職」。

綜合整理以上的所有報導，我們似乎難以歸類這些被紀念的死者具有什麼樣的通性。換言之，誰值得被石碑的形式得到紀念、誰又不值得，至此，我們看不出明顯的邏輯。

（二）石碑外的死者

倘若我們以「石門水庫」與「死」作為關鍵字，我們將會注意到更多挑戰、抗拒和複雜化「誰值得被紀念」的死傷報導。這些報導中的死者又可以分為兩類，以某種身份或形式參與在石門水庫建設之中的勞動者，另一則是受到石門水庫影響的人們。

前者，如1957年逝世的平鎮少女吳癸妹。她騎著腳踏車、載著同事羅和妹，兩人從龍潭上坑前往石門上班。「因為該路崎嶇難行，加以吳癸妹技術不大好」，當場跌倒身亡。⁶另一位類似情形的死者，則是由省議會議員賴森林在1960年質詢公路局時提及，該名員工為受石門水庫工程處之託，修復線路的臨時工人簡榮助，「在工程進行中，墜身大洞穴，被泥漿活埋」，屍體最終並未尋得。⁷

後者，主要是那些因石門水庫而起——尤其是運搬砂石或載運工程人員的車輛——的各類車禍。年紀最小者，如桃園復興三民的兩歲孩童曾昆鍖，遭到司機駕駛朱盛坤的石健會大型卡車壓斃。⁸還有龍潭的摩托車騎士胡孟珊，受黃慶岩駕駛的石門水庫外籍顧問轎車撞擊，不幸身亡。胡孟珊是「男，廿七歲，廣東人，住台北市建國北二巷十號」，可能也是因為工作等原因才來到桃園。⁹

類似的意外，還包含1963年的重大車禍。在縱貫公路台北、桃園交界的下坡路段，因為雨天路滑、不當超車的緣故，沈串地駕駛的公路局金馬號快車，撞上了劉傑駕駛的石門水庫交通車。該次車禍造成了三人死亡、三十一人輕重傷。受傷較重者多為石門水庫交通車乘客，其中死者是：「樂敏，男，卅餘歲，石門水庫職員。曹國霖，男，四十八歲，廣東南海人，陸軍上校。李榮芝，女，卅歲，石門水庫職員。」樂敏死於當場，而曹國霖、李芝安受重傷於送醫時死亡。¹⁰當年10月，石門水庫交通車司機劉傑並遭到台北地檢處提起「業務過失致死」的公訴。¹¹

最後一則相關報導，則既不是石門水庫的從業人員，更不是受石門水庫相關的交通事故所影響到的人們。在1963年9月，石門水庫因為強烈颱風葛樂禮帶來的驚人雨勢而被迫放水。這是自其竣工以來的首次洩洪，洩洪總水量達到五億七千萬立方公尺以上。放水期間，有三名住在溪畔竹屋的土石工人徐永芳、傅孝田、馮來，遭水卷去。儘管鶯歌分駐所曾勸其離去並疏散至高地，三人隨後又返回住處，遂因洩洪而暴漲的大嵙崁溪吞沒。¹²

這些石碑外的死傷者，使得殉難與紀念的邏輯更加複雜難解。如果說，因為農藥噴霧器而死的人是、因為推土機的人也是「光榮殉職」，那麼那些因為石門水庫車輛而死的人，算是殉難者嗎？儘管葛樂禮颱風是一場天災，但洩洪是人為決定——那麼，因為石門水庫洩洪而死的人們，可以算上殉難者嗎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