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進入歷史的考察之前，讓我們先稍微試著整理近年來營造業勞動的特質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所有產業類型中，營造業的受傷人數，長年僅次於製造業；在死亡人數人數方面，更偶爾可以位居所有產業之冠。然而，多數探討如何預防營造業職業災害的研究，多半是分析營造業的工作屬性或現場危害因素，或是單純歸納出特定模式的存在。

例如，鄭慶武彙整了2000至2008年的重大職災報告，並指出營造業中的職業災害，多半集中於五百萬以下的民間建築工程，又以十人以下、墜落災害的比例最多；在公共工程中，則以十至二十九人規模的公司，承攬兩億五千萬元以上的公路、橋樑工程，發生墜落或物體倒塌的危害最高【1】。曹常成、謝邦昌則指出，勞保資料受限於強制投保對象的規模限制，因而無法呈現職災保護法上路前的未投保勞工，對於營造業的職災死亡人數有所低估，而且職災給付資料也呈現死亡人數無法控制的現象。再者，營造業發生職災的單位數量，在比例上也遠高於製造業。特別是中小型的營造業者，尤其容易發生職災【2】。

但這些觀察似乎都只是在描述，具有某些屬性的營造業或者營造項目也容易具有較高的風險。換言之，這些研究多半是去描述，特別容易發生職災的營造工程是哪些類型。只是，這些研究最終的結果，也往往就是建議要改進法規與預防措施。這對於職災的改善，或許具有一定的作用；但這不過是繼續沿用數十年來的治標手段，不能夠真正去從歷史中記取教訓、去尋找治本的方法。這也可能導致，這類研究無法真正準確地判斷職災發生的趨勢，而是在事後積極地尋找解釋趨勢的原因。

曾以社工員身分，在新事社會服務中心服務的蘇宜士，研究過2003年營造業法通過前後的營造業職業災害。顯然受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影響，他將「層層轉包，層層剝削」的外包模式，視為營造業不斷創造出工傷的根本機制。

具體來說，蘇宜士是從營造產業的歷史動態發展，特別是政府採購核心的「最低標」制度、中小型營造業者的大量滋生，工程契約明顯有利於最大的包商，以及偷工減料、綁標圍標等不法現象的存在，扭曲了營造業市場的調節機制。再加上在經濟不景氣的條件下，原先具有互利價值，存在於包商、營造廠、工頭與工人之間的勞務關係發生變質，變得更著重於剝削的一面。他批評是這些外部生產條件的出現，迫使近年來的營造業被迫層層轉包【3】。

在另一篇文章中，蘇宜士對營造業的職災情形進行了更清楚的剖析。他指出，營造業的勞保職災死亡千人率高出全產業和製造業約三倍以上；重大職災集中發生於營造業；營造業的職災者相對於製造業而言，多半非死即重傷殘廢等【4】。

我們可以利用同樣的職災保險統計資料，將蘇宜士的觀察延伸到2024年。可以注意到，從2012年以來，營造業的職災人數開始逐年下滑，降幅達到六成之多；然而，營造業的保險給付人次，在全體獲得給付的職災勞工中的比例並沒有太大的變化。只是，營造業職災保險給付人次佔總體的比例，在1990到2000年的十年間，從百分之十五快速上升到了百分之二十四，此後就長期維持在這個數字，並長期高居各產業職災受給付人次的第二位，僅次於製造業。

不過，蘇宜士所謂「營造業職災多半非死即重傷」的判斷，或許是有些言過其實的——事實上，營造業職災領取失能與死亡給付的比例，從1990年代以來的趨勢就已是逐漸降低，兩者分別從最高值的9.6％和4.2％，將低到近年來的3.4％與1.6％。儘管2021至2024年間，傷病給付的領取人數又呈現微幅上升的趨勢，但這究竟是否是營造業再度進入大職災時代的前兆，仍有待觀察。

回到蘇宜士的觀察。相較於過去的研究，蘇宜士嘗試連結產業發展與職業災害來看待營造業勞動的觀點，直到今日仍是相對少見的。把層次拉得高一些來說，針對產業的經濟或法規研究，往往被與針對工傷的勞動研究切割看待。在營造業的範疇內，同時還必須考慮空間與環境的問題。這不只是在討論，不同勞動力如何在同一個空間中相互互動、協商的問題【5】；同時也是提問，在營造業所施力營造的空間範圍內，是否也成為了某種勞動法規範的「例外」，使得其本身成為了一台不斷生產著死傷與悲劇的機器。

【註解】

１、鄭慶武，〈臺灣營造業總體職災資料探勘及要因之研究〉（台北：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博士學位論文，2010）。

２、曹常成、謝邦昌，《我國職業災害因素分析與防護策略研究——製造業與營造業》（台北：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，2019）。

３、蘇宜士，〈『解構』與『重構』台灣營造業的職業災害－一個「特殊的」生產方式：層層轉包層層剝削－〉（臺北：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，2005），頁17-53、61-66。

４、蘇宜士，〈臺灣營造業職業災害現象背後結構性因素的探究〉，《工業安全衛生》，197期（2005年），頁36-63。

５、許栢皓，〈做工地，做工人：營造勞動過程中的社會空間生產〉（台北：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，2021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