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言（二）：打破神話的「方法」

神話，可以用來對抗神話；歷史，也可以用來對抗神話。

這一組文章，是一個非學術性寫作（小）計畫的起點，也是我在從事學位相關的研究時，對自己的一種約束：不要輕易忘記那些曾經參與的運動。

怎麼樣才不算忘記？我認為其中一種作法，就是讓那些與生產實踐的知識相關的「方法」與「意識」，能夠不被壟斷、得到分享。事實上，探究問題的方法，乃至於理解與分析出問題的（問題）意識，也可以是運動的一部分。如何讓自己小小的知識上的「不滿」不只停留在「自己好了就好」的層次，而是讓它能夠進一步得到轉化——換言之，可以和別人的不滿建立有意義的、建設性的關聯，那麼，不滿就也可以帶著一些運動的性質。

到目前為止，我的研究都是關於台灣經濟奇蹟的某種程度上的解構。換言之，出於對既有台灣戰後經濟發展中，「只有神，沒有人」的說法的不滿，我嘗試迂迴地提出某種反論，最好是能夠挑釁、引發爭論的那種。我的碩論主題是台灣勞基法的歷史【1】。雖然時間的跨距極長、引用了又多又繁雜的檔案，但我其實是要批評的不過是一種常見的說法，也就是認為「勞動法律先於勞動權利存在」，作為工人的人們，並不基於這個身份而具有先天的權利；是後天形成的法律，才賦予了他們。

在台灣，這段歷史中常見的神話是，「台灣的勞動基準法，是在1980年代美國貿易壓力升高之下所被迫立法的產物」。這段話是將矛頭指向美國，批評後者對台灣的內政與勞動基準干預；同時也暗指當時的台灣以壓低勞動權利的方式來促進出口。

為什麼這也是一段神話呢？因為這其實忽略了，要讓一份勞動法律正式出爐，需要多少人的努力。具體來說，這種說法無視了社會官僚在此之前大量起草與研擬的廢棄法案；也閃避了帶領台灣經濟起飛的經濟官僚，如何百般刁難與延後勞動法制的成型；更忽略了這套法律形成的過程中，只考慮對於經濟發展可能帶來的危害，卻沒有傾聽勞工們具體的需求和心聲。

這或許是一項無足輕重的研究：除了我之外，沒有人試著跟它對話，更沒有人因為它改變立場。勞基法一樣重要，甚至因為勞動法學者、勞動法律師們的代言，可能還變得更加重要。而且，我也並不是反對勞基法對當下抗爭的重要意義。我只是反對，把勞基法看成是固定不動、只能崇敬的對象。但不論如何，它仍是一種挑戰，一種試著讓更多的主體，更多的角色站上歷史舞台的嘗試。

而這也正是接下來這些零散的寫作所嘗試去做的。

除了碩士論文研究的工作經驗外，這個寫作計畫還考慮到了別的事情。如果說，勞動法是在經濟奇蹟後期（被迫）出現的，使得各種勞動得以被國家識別、管制的平台；那麼，還有哪些映照出經濟奇蹟的場域，也能夠成為我們解構的環節呢？

在這個意義上，我的思考其實跟勞工運動者顧玉玲非常接近。在她關於工傷紀念碑的研究中指出，營造業因為工程艱辛、死傷慘重，不少大型工程都立下了碑文以資紀念、宣慰或者招魂。透過延伸八零年代勞工運動充滿運動性的視角——也就是將資本家與勞工的恆常矛盾，視為是資本主義引發的「內戰」——她批評這些工地上的碑文往往運用著戰地的政治語彙——「工程艱難，在所不惜；犧牲小我，完成大我；以碑為證，永垂不朽」【2】。

儘管對於紀念碑的政治性有著如此犀利的批評，但顧玉玲關於營造業的產業分析，卻相對直觀、粗暴。因為私營營造業者的資料和研究甚少，她的批評多半只能夠鎖定從事公共工程的公營營造機構。也確實，這些大型公共工程在建造過程中，往往犧牲了大量寶貴的勞動者的性命，但光是從紀念碑文字的政治性與軍事性來分析，是否能夠真正解構台灣經濟奇蹟的問題？

如果要真正地去研究、乃至批判戰後營造業立起的一座座紀念碑，理解當時的營造業的發展，到底包含了幾種路線，這些工傷到底分布在哪些種類的工地，是哪些勞動者最容易受到什麼樣的傷害，並不能被簡筆帶過。另一項尚待考察的議題，事實上正在紀念碑之外。紀念碑所包含的資訊，不只包含地點、碑文、人名、材質或形狀，也關於紀念碑的種種，誰有權來決定，又是如何決定。

從另一個角度來看：大型公共工程，或者說，國家主導下的基礎設施營造，其實也是「經濟奇蹟」的一種表現型態。這些橋樑、隧道、鐵道與高架道路，以接近永恆的姿態佇立在那裡，每當人們通過這些空間，都再再提醒我們曾經的輝煌。從這個意義上來說，理解戰後台灣營造業的發展，也確實是理解戰後台灣發展的關鍵向度之一。具體而言，今年度的寫作將鎖定「營造業」為主題，尤其關注伴隨大型公共工程而來的殖民主義、職業傷害——如果說，這些工程成就，正面地彰顯了國家的輝煌；在這些工程的背後，也就呈現了國家的暗面。

基於解構「經濟奇蹟」神話的目標，這個寫作計畫將會試著去做這些事情：

（一）延續碩士時期的考察，繼續探究戰後台灣勞動法律的形成脈絡。一旦我們揭開這些立法過程的檔案，不難發現的是，每一次的立法背後都存在著對應的被國家所看見和記錄的死傷。

（二）利用國內、外的各種歷史資料，考察特定的勞動事件，同時也介紹這些資料的使用方式。事實上，所謂的「檔案研究」不（應該）只是歷史學家的尋寶遊戲，對社會運動的參與者而言，檔案也可以為我們累積新的「相罵本」。

【註解】

１、張宗坤，〈我國勞動基準法制的形成（1927-1984）〉（台北：國立政治大學碩士學位論文，2022）。

２、顧玉玲，〈工地如戰地：台灣營造業工殤碑的歷史敘事與集體記憶〉，《文資學報》（2018年），11期，頁31-69；顧玉玲，〈勞動者的血汗印記：工殤紀念碑與歷史記憶〉，《台灣社會研究季刊》，72期（2008年），頁229-252。

【延伸閱讀】

• 經濟奇蹟的「神話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