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言(二):打破神話的「方法」
前言(二):打破神話的「方法」
神話,可以用來對抗神話;歷史,也可以用來對抗神話。
這一組文章,是一個非學術性寫作(小)計畫的起點,也是我在從事學位相關的研究時,對自己的一種約束:不要輕易忘記那些曾經參與的運動。
怎麼樣才不算忘記?我認為其中一種作法,就是讓那些與生產實踐的知識相關的「方法」與「意識」,能夠不被壟斷、得到分享。事實上,探究問題的方法,乃至於理解與分析出問題的(問題)意識,也可以是運動的一部分。如何讓自己小小的知識上的「不滿」不只停留在「自己好了就好」的層次,而是讓它能夠進一步得到轉化——換言之,可以和別人的不滿建立有意義的、建設性的關聯,那麼,不滿就也可以帶著一些運動的性質。
到目前為止,我的研究都是關於台灣經濟奇蹟的某種程度上的解構。換言之,出於對既有台灣戰後經濟發展中,「只有神,沒有人」的說法的不滿,我嘗試迂迴地提出某種反論,最好是能夠挑釁、引發爭論的那種。我的碩論主題是台灣勞基法的歷史【1】。雖然時間的跨距極長、引用了又多又繁雜的檔案,但我其實是要批評的不過是一種常見的說法,也就是認為「勞動法律先於勞動權利存在」,作為工人的人們,並不基於這個身份而具有先天的權利;是後天形成的法律,才賦予了他們。
在台灣,這段歷史中常見的神話是,「台灣的勞動基準法,是在1980年代美國貿易壓力升高之下所被迫立法的產物」。這段話是將矛頭指向美國,批評後者對台灣的內政與勞動基準干預;同時也暗指當時的台灣以壓低勞動權利的方式來促進出口。
為什麼這也是一段神話呢?因為這其實忽略了,要讓一份勞動法律正式出爐,需要多少人的努力。具體來說,這種說法無視了社會官僚在此之前大量起草與研擬的廢棄法案;也閃避了帶領台灣經濟起飛的經濟官僚,如何百般刁難與延後勞動法制的成型;更忽略了這套法律形成的過程中,只考慮對於經濟發展可能帶來的危害,卻沒有傾聽勞工們具體的需求和心聲。
這或許是一項無足輕重的研究:除了我之外,沒有人試著跟它對話,更沒有人因為它改變立場。勞基法一樣重要,甚至因為勞動法學者、勞動法律師們的代言,可能還變得更加重要。而且,我也並不是反對勞基法對當下抗爭的重要意義。我只是反對,把勞基法看成是固定不動、只能崇敬的對象。但不論如何,它仍是一種挑戰,一種試著讓更多的主體,更多的角色站上歷史舞台的嘗試。
而這也正是接下來這些零散的寫作所嘗試去做的。
除了碩士論文研究的工作經驗外,這個寫作計畫還考慮到了別的事情。如果說,勞動法是在經濟奇蹟後期(被迫)出現的,使得各種勞動得以被國家識別、管制的平台;那麼,還有哪些映照出經濟奇蹟的場域,也能夠成為我們解構的環節呢?
在這個意義上,我的思考其實跟勞工運動者顧玉玲非常接近。在她關於工傷紀念碑的研究中指出,營造業因為工程艱辛、死傷慘重,不少大型工程都立下了碑文以資紀念、宣慰或者招魂。透過延伸八零年代勞工運動充滿運動性的視角——也就是將資本家與勞工的恆常矛盾,視為是資本主義引發的「內戰」——她批評這些工地上的碑文往往運用著戰地的政治語彙——「工程艱難,在所不惜;犧牲小我,完成大我;以碑為證,永垂不朽」【2】。
儘管對於紀念碑的政治性有著如此犀利的批評,但顧玉玲關於營造業的產業分析,卻相對直觀、粗暴。因為私營營造業者的資料和研究甚少,她的批評多半只能夠鎖定從事公共工程的公營營造機構。也確實,這些大型公共工程在建造過程中,往往犧牲了大量寶貴的勞動者的性命,但光是從紀念碑文字的政治性與軍事性來分析,是否能夠真正解構台灣經濟奇蹟的問題?
如果要真正地去研究、乃至批判戰後營造業立起的一座座紀念碑,理解當時的營造業的發展,到底包含了幾種路線,這些工傷到底分布在哪些種類的工地,是哪些勞動者最容易受到什麼樣的傷害,並不能被簡筆帶過。另一項尚待考察的議題,事實上正在紀念碑之外。紀念碑所包含的資訊,不只包含地點、碑文、人名、材質或形狀,也關於紀念碑的種種,誰有權來決定,又是如何決定。
從另一個角度來看:大型公共工程,或者說,國家主導下的基礎設施營造,其實也是「經濟奇蹟」的一種表現型態。這些橋樑、隧道、鐵道與高架道路,以接近永恆的姿態佇立在那裡,每當人們通過這些空間,都再再提醒我們曾經的輝煌。從這個意義上來說,理解戰後台灣營造業的發展,也確實是理解戰後台灣發展的關鍵向度之一。具體而言,今年度的寫作將鎖定「營造業」為主題,尤其關注伴隨大型公共工程而來的殖民主義、職業傷害——如果說,這些工程成就,正面地彰顯了國家的輝煌;在這些工程的背後,也就呈現了國家的暗面。
基於解構「經濟奇蹟」神話的目標,這個寫作計畫將會試著去做這些事情:
(一)延續碩士時期的考察,繼續探究戰後台灣勞動法律的形成脈絡。一旦我們揭開這些立法過程的檔案,不難發現的是,每一次的立法背後都存在著對應的被國家所看見和記錄的死傷。
(二)利用國內、外的各種歷史資料,考察特定的勞動事件,同時也介紹這些資料的使用方式。事實上,所謂的「檔案研究」不(應該)只是歷史學家的尋寶遊戲,對社會運動的參與者而言,檔案也可以為我們累積新的「相罵本」。
【註解】
1、張宗坤,〈我國勞動基準法制的形成(1927-1984)〉(台北:國立政治大學碩士學位論文,2022)。
2、顧玉玲,〈工地如戰地:台灣營造業工殤碑的歷史敘事與集體記憶〉,《文資學報》(2018年),11期,頁31-69;顧玉玲,〈勞動者的血汗印記:工殤紀念碑與歷史記憶〉,《台灣社會研究季刊》,72期(2008年),頁229-252。
【延伸閱讀】